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将巴西称为“未来之国”，这个描述在近一个世纪后依然被无数人反复引用——但如今，当人们谈论巴西时，更多挂在嘴边的却是一个略带苦涩的专有名词：“巴西成本”（Custo Brasil）。

“巴西成本”并非抽象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一个由制度、税制、法规和基础设施共同堆砌而成的现实壁垒，它意味着在巴西开展业务所面临的额外成本。

如此沉重的负担究竟由哪些部分构成？素有“万税之国”之称的巴西，其税制又是如何让无数外来投资者头疼不已？而2026年总统大选在即，政治风向的变动又将为中企出海带来哪些未知变量？这些问题，几乎是每一个踏上巴西土地的中国企业家都绕不开的课题。

事实上，“巴西成本”并非近年才被关注。早在1997年，当时尚为在野党领袖的卢拉便以协调人身份参与主编《巴西成本：迷思与现实》一书，系统剖析了这一困扰巴西数十年的结构性问题。该书汇集了经济学家与政治领袖的观点，显示该议题在巴西政商两界早已有深刻讨论。然而，近三十年过去，这一问题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在中企大规模进入巴西的当下，成为最需要被正视的现实考题。

作为中企出海拉美的热土，巴西的吸引力毋庸置疑——投资规模持续攀升，双边合作不断深化。但机遇的另一面是挑战：从复杂的税务合规到迥异的商业文化，再到动荡的政治周期，任何一个细节的疏忽，都可能让出海的船只撞上看不见的“暗礁”。

近期，观察者网与华东政法大学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区域国别法治研究中心巴西及葡语国家法律专家赵懿先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讨“巴西成本”背后的真实图景，以及中企如何在风浪中行稳致远。

观察者网与华东政法大学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区域国别法治研究中心巴西及葡语国家法律专家赵懿先进行对话

【对话/观察者网 鲸生】

在巴西，税不是“算”出来的

观察者网：赵老师您好，业内常说“巴西成本”让工业生产成本高出36%，而其中巴西的税扮演着关键角色。根据德意志银行《2026年全球价格地图》，iPhone 17 Pro（256GB）在巴西卖到2260美元，是全球第二贵的市场，仅次于土耳其的2592美元，这种现象在巴西普遍吗？请您先拆解一下，巴西的税制究竟是什么样的？

赵懿先：首先，“巴西成本”不简单是税率高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巴西财政联邦制度、规则的碎片化，以及合规的高摩擦性，整体上是国家运营方式所导致的成本问题。

首先，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数据上的偏差：高达36%这个数字，其实是十多年以前的数据，是巴西工业界与美国和德国进行横向比较后得出的当年数据。现在的统计口径大概是，巴西成本约为1.7亿雷亚尔，占GDP的20%。

为什么巴西工业界要做这样一个统计呢？实际上是巴西自己在研究如何提高工业竞争力，他们通过测算一家在巴西本地的企业，从开办到运营、监管等所有结构性成本，并与其比较对象——欧美等OECD国家进行对比。

至于iPhone在巴西确实卖得很贵，这里面除了税的因素之外，通常还要考虑汇率、渠道、融资、物流、利润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商品价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现已更新为营商环境成熟度）排名中，巴西在税收这一项上的得分确实长期处于全球较低水平。

一台Mac从出厂到消费者手里的流程示意图图源：白鲸出海

观察者网：巴西有联邦、州和市三级，叠加税种超过50种，这套系统具体是如何运转的？

赵懿先：巴西的联邦、州和市各自拥有税权，相当于三个层级都设有一个税收“收银台”。具体来说，联邦主要管辖进口税、工业品税和企业利润税；州主要管辖商品流通税；市主要管辖服务税。这是一个大致的结构。

举例来说，一家企业把一台设备从进口、到销售、到安装，甚至到最后形成利润，会分别与不同的税务部门多次打交道，也就是在整个交易链条上，依次接触联邦、州和市三个层级的税务部门。

为什么巴西的税制会如此复杂？不能简单归咎于巴西人不会办税，更多是源于《巴西联邦宪法》（1988年）规定的结构。

根据宪法，税收权分别赋予联邦、州以及5000多个市，每个层级的政府都享有征税权。某种程度上来说，巴西的税和权力分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企业看到的是“为什么不统一”，而巴西各级政府看到的则是“不能轻易把财权和事权交出去”。

如果我们横向对比，想想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当年的力度、决心以及后来的深远影响，就能理解巴西作为联邦制国家为何会面临这么多挑战。

观察者网：像巴西这样层层叠加的税制，对中资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比如在定价策略或供应链布局方面，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挑战？

赵懿先：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在巴西，税不是交易之后统一核算的结果，而是产品、渠道、仓库、合同等每个环节都需要预先设计好的经营变量——这是中国企业首先要转变的观念。

其次，对于中资企业来说，有几点需要特别留意。

一，定价不能按中国传统方式，即出厂成本加上一个毛利率来简单计算，因为同样的产品卖给一般税制企业和简易税制企业，最终抵扣和返还的效果是不同的。

二，在供应链选择上，不能只算海运和人工费用，还要考虑生产经营方式。比如是整车进口，还是半散件、全散件，或者本地制造——这四种不同的方式会导致关税、州税抵扣以及地方政府给予的税收激励和优惠政策都不一样。

三，关于利润汇回，企业首先要证明这笔资金是股息、利息、服务费还是货款，定性不同，后续所有政策都会不同。

四，也是最容易忽略的，是现金流问题。从中国企业的角度看，产品卖了，有20%的毛利率好像就可以；但巴西当地总经理看到的可能是，货虽然卖出去了，客户却在分期付款，而税已经交了，什么时候能抵扣还不确定，所以现金流是需要重点考虑的。

观察者网：在税制方面，您有没有具体的企业案例，说明他们在面对这样一个“万税之国”时，会遇到哪些头疼的问题？

赵懿先：其实几乎每个企业都会头疼。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有一家中资企业进入巴西后，合规意识其实蛮强的，选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一家来帮自己处理税务问题。但企业没有预料到的风险点在于，巴西税法有一个倒追倒查的机制，很多当年的发票没有保留下来。过了5年之后，他们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换掉了，可监察部门进行倒追倒查，又回到仓库里去找最开始当年的发票，结果发现都已经找不到了。

也就是说，在处理巴西税务问题时，不是简单找一家行业公认的较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就能把问题解决，还需要更好地保留证据，要有倒追倒查的意识。

再举一个例子：戈亚斯州税务机关曾向华为巴西公司追征约56.17万雷亚尔的商品流通税税款，争议涉及华为向戈亚斯州客户销售通信设备和零部件时，是否正确计算了州际税率差和税收替代机制。

这个案件的复杂之处不在于华为“有没有交税”，而在于某些通信产品究竟属于“电气设备”还是“电子设备”？相应NCM商品编码是否属于税收替代范围？某些零部件是否被错误归入汽车零部件或建筑材料？汇率变化产生的补充发票是否需要再次计税？临时借出的固定资产是否构成商品流转？

华为提出异议后，戈亚斯州行政税务审判机关没有直接判定华为败诉，而是要求税务机关重新核查商品属性、NCM编码和计税基础。

这个案例很能说明巴西州税的复杂性：同一批通信设备，叫什么、卖给谁、卖到哪个州、客户拿去做什么，都可能改变商品流通税的计算方式。

2023年底，巴西宪法层面推动了税收改革；到2025年，消费税的重构也开始推进。总体来看，大方向是对的，朝着简化、便捷纳税人的思路在走。

但就目前来看，今年是2026年，正处于新旧交替之年，两套系统已经在并行运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混乱，所以企业需要更加小心。

在巴西，税费一定不是税务部门最后计算出来的，而是在产品和供应链阶段就被直接设计出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简单来说，首先，在巴西销售商品，要先确定商品编码——商品编码不同，税收就不一样。确定了商品编码，就意味着确认它是商品；但还要注意，在确定之前，它到底定性为商品还是服务，导致的税也不同，还有一种情况是既算商品又算服务。这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比如我们从圣保罗卖到巴伊亚，在这个销售过程中，目的地规则如何？州与州之间的洲际税率如何？税收上有没有替代方案？商品里是否带软件？包不包安装？这些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税是在产品和供应链阶段被锻造出来的。